稳民心以振经济，企业等待致胜一击|写给中国经济的春天

　　文 | 宋向前(加华资本董事长)

　　你内心肯定有着某种火焰,能把你和其他人区别开来。

　　——约翰 · 马克斯韦尔·库切《青春》

　　苦难不期而至,却比安逸更让人接近真实世界。

　　至苦至真的年代,习惯困难将成为公司运营的常态,而常态化的困难也会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代注解。应对越发复杂的局面,方向和方法双双不可或缺。“六稳”更是中央近期发出的最有力的方向性信号之一。但关键时期,稳什么最重要?稳民心。

　　开宗明义,首先谈谈尽快出台托底政策的意义到底有多大。这一点可能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。

　　如果说这次新冠肺炎真的是危中有机,转危为安的关键就在于重装系统,刷新认知。对国家、企业乃至个人而言,这都是扑灭不破的法则。

　　破旧立新需要一个“破”的动作,这个动作够狠够快够精准,立新的过程就来得更及时更有效。动作漂亮重要吗?重要。但不仅能赢得这次抗疫的胜利,更从根本上把危难时刻变为深化改革的良机,才是当前最重要的。

　　全球社会都正处于一个高度耦合的系统环境中,蝴蝶效应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,穷则独善其身的年代早已不再,一呼一吸之间,你我都命运攸关。全球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微词,其他国家对中国此次疫情的反应等等,多少都侧面验证了这一点。

　　也正是因为系统之间如齿轮般的紧密咬合,导致最细小的故障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崩溃的风险。马尔科夫模型告诉我们,历史本身就是个怪圈,当前社会治理的综合措施暂无法从体系上改变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,最终我们仍然会回到老路上去。

　　就像一个有烟瘾的人,有人在他旁边拿根绳子训诫他,或许能让他一周不抽烟,但他心里的抵触情绪却会更强。如果你有办法成为他的良师益友,帮助他培养新的爱好和习惯,这才会真正让他戒烟。

　　我们需要思考的是,拿着绳子的人是谁?又如何成为良师益友,从根本上改变局面?

　　危难时刻必是一次大考,还不带模拟的。国家的社会治理结构、处理危机的效率、分层管理的能力,道道都是必答题,也句句都是必选项。

　　一直以来,我们自上而下社会治理的核心都是维持全社会和谐与稳定繁荣。但这一策略总免不了掉入路径依赖的陷阱,不仅没有改变系统可能面临崩溃的概率,反而将其中的风险因子一再平滑。异动看不到了,崩溃的来临就变成了“一夜之间”。

　　正如这次新冠肺炎给人的感觉一样,许多武汉人在大年三十回家的车上,才亲眼看着疫情“一夜之间传遍朋友圈”。但是车都上了,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冲进了疫区。

　　戏剧人曹启泰说,那些让我们觉得忽然的事情,从来没有忽然过。

　　政府应当转变思路,站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和服务者的角度上,更强调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服务者的角色定位,用更为敏感的社会感官发现系统异动,高效迅速地抑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,并由此提升整个社会共同抗击风险的能力。

　　所以,疫情带给我们的第一性思考,是政府应当摒弃当前社会治理模式的上帝视角,下沉到真正的社会公共生活服务中去,适应四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方向性指引,真正走向现代化的管理模式。

　　没有比考砸之后更珍贵的顿悟时刻了。这场疫情,前所未有地凸显了精神自立与社会自治的重要性、紧迫性,也提供了恰逢其时的技术环境、物质条件和社会立场。
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说,国家治理和企业管理不存在本质差异。我常跟企业说,内部价值经营和外部价值创造是未来企业生存的第一大竞争力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,人民群众是它需要琢磨的精准市场人群,社会系统的管理能力、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可以看作是内部价值,而国际社会上的声誉、国家的品牌形象则是其外部价值。

　　中国不仅是个国家,它在全球市场上更是一个品牌。传递出属于中国的品牌内涵,讲好这个国家的故事,才是真正的“中国好声音”。

　　再深一层说,除了思想上转换政府角色的定位,这更是各个地方大刀阔斧地推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最佳战机,各地百姓们也正擦亮眼睛、端着心地细细品鉴,地方政府对重建灾后经济,到底注入了多少信心。

　　这是出台多少临时性经济托底政策的差异吗?不,这是对当地经济发展雄心和目标的差异,更是对政府对未来社会蓝图描绘能力的一场大测验。

　　当然,各地方都面临产业环境、经济结构、财政实力等许多不同。但大灾之后有大建,大建之后必有大变。灾后重建历来都是地方政府重新梳理政策招商引资、重整产业结构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绝佳窗口期。

　　经济增长的大比拼,从托底政策的制定时就已经开始了。有魄力的地方政府下发数十条政策,招招护住心脏;而有些地方政府却仍然采取跟随策略,小心翼翼。

　　历史总会重赏大灾面前临危不乱、转危为安的人。决心是所有灾难事件的大敌,在立春之际,我们亟需破旧除新之勇。这对于各地政府而言才是真正的“打扫屋子迎新客,除去鄙习见佳人”。

　　那么,结合当前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政策,改革的进度条加载了多少呢?我的判断是,不仅进度条加载太慢,整个系统的CPU都必须加速运转。

　　我很早便发出政府出台减税让利的政策呼吁,相关媒体的报道也让大家逐渐意识到,2019年的寒冬最多只能算是个序曲,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,尤其是对消费服务行业及广大中小微企业而言,能活下来,是2020年的第一道关卡。

　　疫情对产业发展有好处吗?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告诉我们,任何事物都要拆成两面去看。的确,疫情能够加速一部分落后产能的出清,这个速度会快过我们不断推进的供给侧改革进程,企业自身的质量优劣几乎在几个月内就能见之分晓。

　　落后产能的出清势必会加快产业集聚,扛得下来的企业,会成为真正的金子选手。对大小企业而言,这都是审视自身发展模式,拓展商业边界的重要机遇;对于国家政府而言,这更是一波产业结构调整的天赐良机。

　　良驹在手,天地我有。

　　但淘汰病马是否能够及时有效,在乎中央及各地政府的调控模式与政策力度。大家达成的基本共识是,政府需要托底经济,但在关键时刻给马喂上一口好粮,非但不会坏了一整个马厩,反而会让好马长得更健硕有力、用之其极。

　　就在各地政府沸沸扬扬投粮喂马的时候,我们必须再度站出来,呼吁手持政策方向盘的中央挺身而出,让地方政府能够挺直腰板深谋改革,并出台更有普惠性的、长短期结合的经济托底计划,以“再一次入世”的意识决心,重新凝聚四十多年的改革共识,为民发力,惠己达众。

　　这次抗疫,疫情的胜利早晚会来,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检验却是更难的关卡,关关难过关关过,我们走到了最紧要的时刻。

　　第一,时效性仍然是第一位的。

　　未来10天非常关键。除了部分企业可申请远程办公外,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2月10日陆续复工,这一波返工潮对疫情控制的节奏非常重要。同样重要的还有返工后的企业,可能面临更大的现金流风险,并且风险因子会随着疫情的发展态势不停变化。

　　西贝说现金流撑不过三个月,这不是头部企业在自说自话,而是大将军冒险在替整个军营呼吁。更多的中小企业主都陆续发声,留给企业的时间不多了,伤痕累累的中国经济就差一口良药,而药方就在政府手上。

　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下,我们才建成了当前的良性产业结构,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达到57%,消费服务行业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才真正走向巩固期。保驾护航的消费服务业,及千万的民营中小微企业不容有失。

　　大家或许没有意识到,我们正处于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”的宏大历史背景下。早动手、早反弹、早纾困、早发展、早恢复。留得好企业,何惧无税收?

　　这一次湖北的新冠疫情,我们输在哪里?时间是一大劲敌。如果能够更精准地把握住疫情传播的窗口期,或许事态并不会严重至此。我们毕竟是一个百万亿经济总量的超级巨人了,未来走的每一步,都要依靠这股人无我有、人有我先的胆魄,而不可瞻前顾后、扭扭捏捏。

　　绝不能第二次输在时效性上。

　　第二,决定政策有效性关键在发力点。发力点无他,现金流最根本。

　　正如我们很早就呼吁的一样,这一次政府的经济托底,必须是真金白银,来不得半点虚的。

　　从2月份以来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,社保返还、延缓报税、延缓社保调升、发放房税补贴等成为了政府文件里出现次数最多的词。央行也以利率招标的方式进行了1.2万亿逆回购,作用类似于降息,但降息的主要作用是在稳定金融市场情绪,对企业的帮助有限。

　　政策既然是为了纾困与发展,首先政府应该深刻理解到目前企业的“困境”到底是什么,其次纾困的利好链条不能太复杂,政策产生作用的周期更不能太长。

　　现金。企业需要现金。

　　我们并不是号召政策无差别地给企业撒钱,这是负反馈循环的非正常市场干预。我们更加希望政府通过减税让利、财政支援等优惠手段,将现金流投放至值得救助的好企业身上。

　　减税,是把企业产生的税收变相还给他们作为经营资金,而缴纳税收,正是好企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。

　　我倡导2020年上半年甚至全年的企业增值税全部免除;所得税上,对于盈利情况好、已经缴纳过所得税的企业进行税收返还,将更多的现金流投向经营。

　　同时,短期的减免返还配合长期的税制改革,修改流转税的税种制度,以消费税取代增值税,并考虑将价内税改为价外税。

　　更长期的角度看,增值税应当再减免降低甚至取消,税费不再和营业额挂钩,而在流通环节与商品消费的最终计价金额挂钩,扭转增值税遏制中小企业发展从而形成的逆向淘汰困局。

　　让利政策上,多方面的补贴是主角。对业主单位给予2~6个月的房租补贴,通过发放补贴券、缓交或减免社保的方式给予人力补贴,通过企业劳资的友好协商加强灵活用工,并发放相应的工资与抗疫物资补助等。

　　此外,具体的信贷政策和财政纾困也非常关键,这将直接有效地防止优质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和信用破产。

　　信贷方面,中央应当挺身而出,针对特定群体如中小企业提供财政特定低息补贴,并鼓励银行给予优质企业更强的增信评级,简化贷款流程以争取时间优势,对消费服务业开放绿色通道等,降低企业的实际信贷压力。

　　直接融资也需要积极发力,抓住注册制的政策改革,让更多优质企业得到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,其次针对消费服务行业进行更多的上市政策优待。

　　财政部门更可通过发行财政专项债的形式,定向扶持消费服务行业等核心领域的中小微企业,不再把资金投向机场高铁等砖头、水泥、瓦片上,而是投放到真正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消费、服务、科技等未来行业上,更投向真正踏实勤勉、艰苦卓越的中国企业家精神上。

　　守住精神,才守住根本。这是国家现代综合治理能力和体系的软硬转换,发展竞争力从硬实力走向软实力,加速更具现代化意义的治理精进。

　　此外,我们倡议设立专门的纾困发展基金,激活财政转移支付手段,充分释放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,促进消费长期稳定增长。

　　第三,舆论场压强在经济反弹中的作用。

　　媒体是思想的守夜人,舆论环境的有效监督与透明管理,会带来更为积极的信息流动,也在社会主体之间的创造更为良好的关系互动。

　　市场化媒体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关键作用有目共睹,作为有责任的投资机构,我们仍然愿意倡导一个更加理性文明的舆论场。正能量要有,但公共舆论的监督体系也是社会公民的共建之责。

　　总结来说,短期的经济托底政策的确重要,这也是大家近期集中呼吁的。但在我看来,短期托底必须结合长期改革深化。

　　首先是从系统迭代的角度刷新国家层面的治理思路,从单纯治理走向综合管理,从维持稳定走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;其次是通过此次疫情的浴火重生,促进管理体制的升级,以实际行动进行现代公民的社会教育,将围绕教育的社会运动与政治启蒙,诉诸这个大灾之年的开端。

　　政治经济上,我们常常探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,而此时我更想聊聊国家与企业家的关系。

　　民营企业贡献了经济社会的“56789”—全社会50%的税收,60%的国内生产总值,70%的技术创新成果,80%的城镇劳动就业,90%的企业数量。危难时刻,出钱出力的是他们,兜着社会就业的底,做着改善民生的事。

　　过去的四十年是企业家的黄金四十年。但若说苦,也是真的苦。融资利率高、企业增信难、两分化的发展体系,明明是最健硕的运动员,却偏偏抽不到个好签。

　　这次疫情爆发的最初,民营企业们支撑起了疫情的一道防护墙。他们捐款出力,有医疗资源的随时待命,有外卖服务的保证外卖,有海外分支的第一时间调配物资,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　　正如熊彼特创新理论里说,经济发展的根源是企业家的创新。国家和企业家是命运同脉的。政府应当从这一刻开始,给予这个群体真正的尊重和爱护,让能够创造活水的去涌流,能够激荡山川的去冲浪。社会动能才能彻底地激活。

　　今后的企业都将是社会企业,这意味着社会责任本身即商业责任,开放精神本身即竞争能力,协作机制本身即组织优势。未来一个公司的开放程度,将远超出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业务逻辑,当今中国的商业新范式和新文明,或许都将因为这一次的疫情而重新书写。

　　借这次疫情之机,政府何不痛下改革决心,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公平的营商环境,基于市场中性的原则,给予更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尊重、鼓励和适度的资源调配,营造政府与企业家良好互动的良性关系。政府体恤企业,企业为政府分忧。

　　修葺二者关系,企业家将有更大的决心和更强的动力取之于社会,反馈于社会。而在这样的体制格局下,中国商业社会才能焕发新的伦理与文明,社会企业家阶层会如同城墙一般,坚实扛起中华的脊梁。

　　这大概才是我们希望的春天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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