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的见证者！故宫的每扇门 都藏着通向历史的秘径
2019-10-08 19:05:16来源：新周刊编辑：鹿鸣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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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：历史的见证者！故宫的每扇门 都藏着通向历史的秘径
故宫既是历史的见证者，也是历史的参与者。对作家祝勇而言，故宫不只是一个写作区域，更是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。在他看来，故宫的每扇门都指向历史，门后藏着通向历史的秘径。
多年前某个春日的黄昏，作家、现任故宫博物院影视所所长的祝勇，第一次踏进位于紫禁城内廷外西路的慈宁花园。
荒草没过膝盖，香炉铜锈斑驳，它们似乎都彰显着这里的荒凉。细看之下，草上浮动着一层粉白色的无名花，随风摇摆，如夕阳的流光。
祝勇抬头，看见花园周围的一些房屋已经残破，只有正中的临溪亭还算完好，“在一片荒草的海洋里，如一条不沉的彩舟”。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开玩笑说：“这座园子大概已经300年没有男人进来了。”
有人把慈宁花园称作故宫里的“寡妇院”。明清两代，每逢皇帝大薨，新皇帝不能与前朝妃嫔同居在东西六宫，那些升级为太后、太妃的先帝后妃，只能在紫禁城一隅过起近乎隐居的生活。
望着这座笼罩在夕阳余晖下的花园，祝勇忍不住想象它曾经的璀璨：也许同样是某个春日，临溪亭下的水面碧蓝，风从一座宫殿吹向另一座宫殿。
“烟水朦胧间，那些退休的太后、太妃以及宫女，在飞舞的落花间扑蝶、蹴鞠、放风筝，香汗淋漓，娇喘细细……她们寂寞地开，寂寞地谢。花朵映照着她们的美丽，也见证着岁月的无常。”在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一书中，祝勇如是感慨。
在慈宁花园，祝勇看到了一个更为原始的故宫。那时，他正在创作实验文本《旧宫殿》，他希望能将小说笔法带入散文写作中。
身处慈宁花园扑面而来的荒凉感，让祝勇的《旧宫殿》多了一种苍凉厚重的气韵。
正是从《旧宫殿》开始，祝勇十多年来笔耕不辍，创作了多部与故宫相关的作品：在《故宫的风花雪月》中，他试图从一幅幅书画作品回溯张择端的春天之旅、韩熙载最后的晚餐、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，把夹杂在宫殿内部的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抽丝剥茧般展现出来；在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中，他试图通过故宫藏品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迹，进而描绘整个宋代的精神风貌；在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中，他探寻故宫的深宫冷院，它们可能和慈宁花园一样属于“未开放区”，也可能像昭仁殿，属于“开放区”，极少为人关注，却影响过历史进程……
在祝勇心里，故宫本身就是生长“隐秘”的地方，正如它的英文译名——TheForbiddenCity，“一个‘隐秘’消失了，就会有更多‘隐秘’浮现，就像日升月落，草长莺飞，生生不息，永不停歇”。
祝勇能够如此近距离地观察“独立静谧，不受现代时间干扰”的故宫，始于2011年他在创作长篇小说《血朝廷》期间正式进入故宫工作。
“故宫对我，不只是一个写作区域，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。”在祝勇眼里，故宫的每扇门都指向历史，门后都藏着通向历史的秘径。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在紫禁城实地取景。
青铜器一出场就是“国家艺术”
完成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之后，祝勇隐隐地有了写故宫“古物”的冲动。
然而故宫古物多达186万多件（套），祝勇曾开玩笑，一个人一天看5件，要全部看完，需要1000年。
虽然无论怎样书写都无法穷其万一，甚至无法覆盖故宫所藏古物的69个类别，但祝勇还是找到了一条破题的脉络：商周青铜、秦俑汉简、唐彩宋瓷、明式家具、清代服饰……他通过18篇文章串联了每个时代的标志性符号，期望通过物质载体折射同时代的精神属性。
在最终完成的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一书中，他说青铜器一出场就是“国家艺术”，是夏朝创始人、那位成功治水的大禹“晒”权力的最重要工具。
只是，起源于夏代的青铜器，一入商代，立刻花样翻新。祝勇觉得，这和商代宽阔、野性、暴烈的气质相通。
比如商代那些专门制作酒器的氏族，会在青铜器上铸造饕餮纹——蟠龙纹、龙纹、犀纹、兔纹、蝉纹、蚕纹、龟纹、鱼纹、鸟纹、凤纹、象纹……“如人的指纹，乍看差别甚微，其实个个不同。以至于今天几乎无法找到两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。”
四羊方尊，商代青铜器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图/smartneddy/wiki
自殷商到西周，人开始在青铜器上亮相。一件名为“宴乐渔猎攻战图壶”的青铜器上，再现了战国时代的一场水陆两栖战役。到了秦代，青铜器上出现了兵马俑的浩荡战阵。
祝勇曾近距离观察故宫所藏秦俑，“看它们的每处细节，甚至可以与它们窃窃私语”。
在秦始皇那支泥制的军队里，除了有人，还有马。那些保持立姿、规规矩矩的秦战马俑，到了汉代忽然活跃起来。
在故宫所藏的一块“西汉猎虎纹画像砖”中，可见一匹骏马载着武士飞奔，四蹄飞腾；而东汉“西王母车骑画像石”上，那几匹小马即便身上套了车，也个个步履轻快。“这些造型与丝绸之路这条欧亚大通道打通所带来的兴奋感、与大汉帝国的辽阔感相配。”祝勇说。
唐代艺术作品中的马，则多了一份端庄。在祝勇看来，大唐帝国的沉稳与自信，正是“收敛于三彩马的肌肉骨骼里，又透过它们迷离的色彩抖落出来”。祝勇甚至觉得，没有什么器物比唐三彩更能代表大唐热烈、奔放的性格。当然，也没有什么器物能比汝窑瓷器更能代表北宋文人清丽、深邃的气质。
故宫藏有一件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，今天的人们由此得知究竟何为“天青”色——宋徽宗最爱的颜色。
汝窑天青釉弦纹樽。图/故宫博物院
在中国文化的漂泊转折中，伏生是一个重要的衔接点。
几乎在谈及每一件古物时，祝勇都会引出人的故事。或者说，他不断试图与历史中人“对话”。
就像看到故宫所藏的那些竹简木牍，他会想象它们最初的样子，慢慢地，伏生、晁错等人的身影，开始浮现于他脑中。
秦始皇下令焚书之时，博士伏生冒着死亡和灭族的危险，把一部《尚书》偷偷藏于自家墙壁的夹层之内。这是人间幸存的唯一一部《尚书》，汉语中最早的“中国”一词，就出自这部书。
很多年过去，朝代更迭，年老的伏生砸开自家墙壁，发现自己冒死留下的那部《尚书》仍在原处，但能够辨认的只剩下29篇。
所幸，伏生不仅是《尚书》的收藏者，还是曾经参与编修《尚书》的人。
于是，一场浩大的抢救工程就此展开：汉文帝刘恒命晁错前往伏生所在的章丘，以抢救那位九旬老者脑中的《尚书》。然而，晁错千里迢迢抵达章丘时，看到的伏生已口齿不清。
好在伏生的女儿羲娥还听得懂父亲的话。于是，伏生、晁错、羲娥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合作。
“在中国文化的漂泊转折中，伏生是一个重要的衔接点，他为即将断裂的历史线索结结实实打了一个结。自此，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艰难生存的中国文化，总是能逢凶化吉、遇难成祥，原因是这个国家始终不缺像伏生这样认死理、死认理的人，他们刀枪不入，百毒不侵。”
在祝勇眼里，司马迁也是这样的人，“身为‘刑余之人’，司马迁居然踏遍青山，将那些即将消失的史料凝聚成一部《史记》。正因有了他，后世史家才找到了一种记录历史的可靠方式，最终汇聚成《二十四史》的浩瀚长河。”
故宫是一个整体，不能割裂地看
祝勇在书中详述这段历史，或许源于一个写作者对文字及其载体最深的敬意。他在某日“突发奇想”——出版自己那本关于故宫绘画的书时，可否专门造一批纸，只供此书使用？但合作方兴趣寥寥。祝勇也理解，“毕竟造纸出书，已经超出了‘实用’这一标准”。
祝勇本人多年来对造纸情有独钟。2002年，听说在雁荡山深处有个叫泽雅的地方仍保留着宋代以前的造纸方法，他便和友人一同前往探访。
他看到泽雅镇有许多造纸作坊，沿村路或者江溪排列。“里面重复着一千年前的造纸奇迹：山上的竹子运下来，在水碓里捣成纸泥、纸浆，最后变成一刀一刀的屏纸。有些程序比《天工开物》甚至《梦溪笔谈》的记载还要古老。”
祝勇记得，有一道工序叫做捞纸，操作者大多为老妪。“她们用一个长方形的木格状器物在缸里一捞，深黄的浆液就在上面附着成湿漉漉的纸页，之后她们把纸页放于纸垛上统一晒干。”
老旧的作坊、原始的操作手法以及周围连绵的青山涧水，让祝勇有种恍惚感，“我似乎目睹了一千年以前的人们”，而用古法造成的纸，虽不够光滑洁白，却带有原始的粗粝感。
1962年，造纸厂用甘蔗渣为造纸原料。图/人民画报/wiki
寻访造纸术的经历，只是祝勇在2002年辞去从事12年的出版社工作，开启十余年游历生活的一个片段。
“跑的都不是大城市，都是‘老少边穷’。”他曾拿着建筑学教授陈志华那本《楠溪江中游古村落》，带着对隐居山野的宗族村落的好奇，从楠溪江下游一直走到上游；也曾几乎跑遍西藏西南部地区。
天黑时，淳朴的藏民见他翻山越岭风尘仆仆，主动招呼他到家里住下，分文不取。“我只好在第二天离开时，把两三百块钱偷偷塞到被子下面。”
祝勇说，这样的游历虽风尘万里，但自己内心却越来越丰富。而且那时他也不会想到，仿佛是命运的安排，他所有的行走、写作、思考，最终都会收进故宫的红墙里。
“故宫的建筑、古物及其背后的文化是一个整体，不能割裂地看。这些年的见识，让我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，去认识一座建筑，看待一件古物。”就像乾隆花园的一处设计，可以追溯到《兰亭集序》；故宫雨花阁的制式，居然和相距万里的西藏阿里托林寺如出一辙。
祝勇一直记得第一次走进至今尚未对游人开放的雨花阁时的情景：里面的佛像、法器、唐卡等，还按照乾隆时的原样陈列着，上面落满了灰尘。他忍不住想，那些灰尘都是文物啊。
雨花阁。图/故宫博物院
苏东坡最大的功力是把浩大沉重的悲剧化于无形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是祝勇保持旺盛创作力的一种途径。前几年的一次赣州之行，就成为他书写苏东坡时破题的关键一步。
赣州有一条江叫做赣江，作为长江支流，它是连接南北的交通线，也是当年政治生涯高开低走的苏东坡一路被贬，从中原到南方的唯一通路。赣江上有十八滩，落差大、礁石多，素以凶险著称。船行至这里，须交给此地滩师掌舵，行人货物全部上岸，从旱路过了十八滩，再与滩师会师，重新回到船上。
站在江边，见到江水在暗礁中奔涌，祝勇忽然体会到苏东坡当年的心境，“也许只有抱着必死决心的人才能经过这十八滩。他的脚印、意志和所有故事的细节，至今仍蚀刻在赣江里”。那一刻，祝勇觉得所有的历史脉络都被打通。
回到北京后，祝勇通过故宫所藏宋元明书画，开始寻找苏东坡的生命印迹。在《在故宫寻找苏东坡》一书里，他描述苏东坡“是石，是竹，也是尘，是土，是他《寒食帖》所写的‘泥污燕支雪’”。
然而，最让祝勇动容的，是苏东坡乐于与自己的苦难周旋。
“无论当多么小的官，他都不会丧失内心的温暖。他灭蝗，抗洪，修苏堤，救孤儿……被贬到黄州，几乎断了俸禄的他发现猪肉非常便宜，于是买来猪肉潜心研究烹饪方法，因而成就一道名菜‘东坡肉’。到了物资更为匮乏的惠州，他从屠户手里买没人要的羊脊骨，将其煮熟，用热酒淋一下，再撒上盐花，放到火上烧烤，用竹签慢慢挑着吃，这就是今天流行的羊羯子的吃法。”
祝勇不喜欢怨气重的人。“怨气重，不是表明一个人的强大，而是表明一个人的猥琐与虚弱。”苏东坡显然不是这样的人，祝勇觉得，苏东坡最大的功力是可以“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把浩大沉重的悲剧化于无形”。
苏轼《寒食帖》局部。
那些自称“大师”的人只要到故宫，就会底气顿失
对祝勇来说，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，也是他的灵感之源。
有时从武英殿旁经过，他会思考为何李自成登基那天没有选择太和殿。走过隆宗门和乾清门之间那排不起眼的板房时，他会想威名四海的军机处为何会设在如此不起眼的地方。
祝勇也曾站在太和殿前坑洼不平的广场上，仰头看天空被四周的宫殿勾勒出起起伏伏的天际线，那一刻他忽然畅想，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人像自己一样，在宫殿里蓦然驻足，仰头望天。
身处故宫的这些年，祝勇的心境改变很多。“我的心从年轻时的飞扬慢慢沉落下来，进入一种很静的状态。”这种静，或许本身就是故宫自带的气场。
“就像已经过世的临摹大师冯忠莲，可以用18年时间临《清明上河图》。‘故宫人’的那种专注，对我是一种影响。”而用600年时光打磨出的紫禁城，更让祝勇体会到，“这世上好的东西都不是立竿见影的”。
近距离接触故宫后，祝勇也越发体会到它的神秘。他曾在《故宫记》一书中提到，“角楼有72条脊，所有的构件都在暗中保持着天衣无缝的联系。据说（上世纪）50年代大修的时候，工人们将它们拆下，就再也无法原样安装上去，那些构件的对应性荡然无存，人们最后不得不使用钉子强行安装”。
古代工匠对大殿戗脊的设计同样让祝勇觉得精妙。“黄昏时夕阳照在金色的戗脊上，那金色被衬得异常明亮。随着夜色加深，它会愈加明亮，直到黑夜把所有建筑吞没，变成一个黑色的剪影。”
祝勇不止一次在下班后的黄昏，沿着红墙，从英华殿、寿安宫、寿康宫、慈宁花园的西墙外，一路往北走，往往还没走到武英殿和西华门，就会看到夕阳的余晖从三大殿金色的戗脊上退去。不久后，“庄严的三大殿就如一个纵向排列的舰队，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。接下来，整座宫殿，就成了夜的一部分”。
望着黑寂中庄重、浩大的宫殿，祝勇会忽然觉得，紫禁城似乎永远都有一些让自己无法看透的事物。“那是一些在时间中消失的事物，是已然破损的时间，就像维纳斯的断臂，只存在于古代的时间里，今人永远无法修补。”
明知如此，祝勇仍愿意寻找蛛丝马迹，用史料去填补那些破损的时间。只是故宫的博大让他逐渐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，更为谦卑。他曾笑言，那些给自己挂牌“大师”的人只要到故宫，在王羲之、李白、米芾、赵孟頫作品前面一站，就会底气顿失。
“600年的宫殿、7000年的文明，一个人走进去，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，立刻不见踪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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